我們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是有血有肉的，除了源遠流長的主干，還有豐富的細節，而且這些細節往往還決定成敗和大方向

　　考古可以穿越時空，直接進入歷史層面，喚醒對歷史的記憶，尋根自己的傳統，在當下尤其提供了強大的文化自信

　　在典籍之外，考古給了一系列重要的實證，讓人們真真切切觸摸到中華文明的血脈，這就是考古帶來的最直觀的一個變化和作用

　　人物簡介

　　王仁湘

　　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邊疆民族與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長期從事野外考古發掘工作，主持發掘了若干重要古代遺址。不僅對中國史前考古有較為全面的研究，對中國古代飲食文化、紋飾與符號等也鉆研極深。多年來發表論文300多篇，出版專著70多部。

　　考古的價值是什么？習近平總書記曾這樣總結：“經過幾代考古人接續奮斗，我國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尤其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開展以來，考古人接續努力，已經用考古材料實證了5000多年中華文明真實可信。

　　王仁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萬千考古人中的一員。數十年來，他輾轉全國各地展開考古工作，在史前考古領域傾注心力之余，還將目光對準了一個個具體而微的歷史細節——中國古代飲食文化、描繪鐫刻于彩陶和玉器及青銅器上的紋飾與符號、古代的帶鉤帶扣、三星堆青銅器群的象征意義等。當他將零散的考古材料和歷史文獻串聯成線，或訴諸筆端，或娓娓道來時，那些冰冷的文物和塵封的歷史，仿佛因此活了過來。

　　近日，王仁湘在成都接受了四川日報全媒體“文化傳承發展百人談”大型人文融媒報道記者的專訪。他表示，考古的意義在于用詳實的材料以及學術研究，讓歷史更加血肉豐滿，讓人們從歷史的點點滴滴中感悟到古人的智慧，汲取到文化自信的力量。

　　考古中國，追尋仰韶文化源頭

　　2023年10月中旬，王仁湘亮相一年一度的天府書展，與書迷們一起分享他的新書《三星堆：青銅鑄成的神話》。談三星堆，王仁湘信手拈來。因為他和文物工作的結緣，已經持續了近半個世紀。

　　上世紀70年代，王仁湘機緣巧合地參加了考古訓練班，開始負責基層文物工作。1974年，四川大學到湖北招生，20多歲的他被對口推薦到四川大學考古專業就讀。在童恩正等老師的帶領下，他開始輾轉四川、云南等地的考古工地實習；畢業后，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不到一年，考上著名考古學家石興邦先生的研究生，從此開始了史前考古領域的鉆研。

　　“其實在我內心深處，一開始并不太想學考古這個‘回頭看’的專業。”一度曾想轉專業，但沒有成功，只好沉下心來在考古上下功夫。王仁湘透露，大學本科時，他就在國家級學術期刊上發表過論文，為報考石興邦先生的研究生，更是拿出萬字學習心得，最終打動老師，成為了老師的開門弟子。

　　讀研時，王仁湘每天花在看書學習上的時間就有十四五個小時。心無旁騖到何種程度？“有一次中午飯點到了，我拿著飯盒去食堂。結果，心中在想一個問題，居然走到半路就原路返回，以為自己已經吃過飯了……”

　　畢業后，王仁湘很快開始參加重要遺址的發掘工作。尤其在追尋仰韶文化源頭的過程中，不斷取得新突破。仰韶文化，中國分布地域最廣的史前文化。追尋它的源流，堪稱20世紀中國史前考古燦爛的篇章。幸運的是，王仁湘先后參與的兩個考古項目，都被確認為前仰韶遺址。

　　“這么多年來，我做過的考古項目分布在包括西藏、云南、湖北、內蒙古、甘肅、青海等地的好多地方。”王仁湘透露，待他做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邊疆民族與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更是要往全國各地的考古工地跑。看得多、積累深，不知不覺間開闊了視野，為他此后的學術研究打下了深厚基礎。尤其在史前考古的彩陶研究、仰韶文化整體研究、史前社會研究、史前信仰研究、史前器具研究等領域，成果豐碩。

　　深耕四川，發現中子鋪遺址

　　上世紀80年代末，王仁湘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隊隊長。在長達約10年的時間里，他帶著一柄手鏟，遍訪四川的山山水水。

　　王仁湘在四川工作時，恰逢三峽水利工程建設啟動，工程淹沒區要提前完成文物勘探、發掘以及文物保護規劃、重點文物搬遷等相關工作。當時的重慶還屬于四川，王仁湘帶領工作隊的同事全身心撲到相關工作中。在三峽庫區的文物保護工作結束后，專家一致認為，在這場與時間的賽跑中，包括張飛廟、涪陵白鶴梁題刻等135米水位下納入國家規劃的文物保護點，都已經得到了妥善保護。尤其是三峽庫區的考古成果，在中華文明黃河流域中心論的背景下，用大量出土材料證明了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長江流域的重要性。

　　在三峽庫區考古發掘及文物保護相關工作外，王仁湘和同事在廣元中子鋪遺址的考古也傳出喜訊。這座距今6800年至6000年左右的遺址，發現了以細石器為代表的遺物上萬件，證明了秦嶺黃河以南的長江流域，也存在細石器遺存。

　　一直以來，細石器文化往往被學術界認為是北方草原特有的游牧文化。學術界推測，它的出現與游牧民族狩獵以及加工皮毛制品有關。那么，為何細石器會出現在秦嶺黃河以南呢？

　　王仁湘說，廣元中子鋪遺址位于朝天區的一個小山丘上。這是一處細石器的作坊遺址，先民們就地取材，利用山上的燧石等堅硬材料，制作了細石核、細石葉、尖狀器、鈍刃圓刮器、刮削器及不同類型的石片等石器。“中子鋪遺址發現以后，我也感到十分驚訝。現在想起來，無非是那時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充分，沒有發現類似的例子而已。”

　　關于中國細石器的起源，王仁湘的老師石興邦曾專門做過研究。他曾在山西沁水縣下川遺址發現了非常豐富的細石器。這處遺址的年代距今約兩萬年，和沙漠戈壁草原毫無關系。王仁湘表示：“這個發現或許可以推測細石器的起源地可能在更南面一點，例如太行山一帶，然后再由此向外擴散。至于中子鋪的細石器，肯定和外面傳來的技術有關，只不過路線尚不明確。但是，在秦嶺黃河以南發現細石器遺址，再次說明細石器的用途并不單一，除了用于狩獵活動，可能還與采集農業有關。”

　　除了距今六七千年的中子鋪遺址，四川近年來還發現了以稻城皮洛遺址等為代表的大量舊石器遺址。這在王仁湘看來，“可以說明四川早在10多萬年前甚至更早就有人類在此活動，中子鋪的先民應該就是土著之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子鋪遺址發現有燒火的遺跡，推測可能與舉行某種儀式有關。“中子鋪出土的細石器，使用了我認為是當時高科技的‘邊脊技術’，但他們可能還覺得應該借助神力來讓它更加鋒利。如果從這個角度理解，那后來的三星堆祭祀，或許可以追溯到一個更加久遠的傳統。”

　　研究廣博，發現歷史生動的切面

　　自約專注，不拒廣博。長達數十年在考古領域的深耕，王仁湘厚積薄發，融會貫通，不僅發表論文300多篇，相關專著也出版了70多部。高產的背后，有何秘訣？“其實，也就是珍惜光陰，在發現感興趣的問題后，窮追猛打，鉆研透徹，最后水到渠成。”

　　王仁湘自認為發力最多的還是史前考古領域，但他出版的專著可謂涉獵廣泛，其中就專門針對中國古代的帶鉤文化出版過專著。“針對這個小眾領域進行研究，不過是因為在工作中關注到了工具技術的發展，并從中偶然發現了帶鉤，覺得還比較有趣，因此想到了要去講它的發展脈絡。”這些年來，王仁湘幾乎把工作當成了生活的全部，也因此老是受到家人批評。但他經常自我解嘲：“將別人抽煙飲酒聊天閑游的時間，用來關注一些引起我興趣的小目標，總無大礙。”

　　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成果有目共睹。在中國文物學會和中國文物報社主辦的2022年度全國文化遺產十佳圖書推介活動中，王仁湘的著作《束帶矜莊：古代帶鉤與帶扣》被評為2022年度全國文化遺產優秀圖書。由中共中央宣傳部指導、中國圖書評論學會主辦的2022年度“中國好書”評選中，王仁湘的《至味中國：飲食文化記憶》被評為人文社科類的“中國好書”。

　　在三星堆祭祀區新一輪考古發掘持續公布成果后，王仁湘也將關注的目光對準了三星堆。今年天府書展上推出的《三星堆：青銅鑄成的神話》，是他近年對三星堆研究成果的集大成。關于古代文物上的動物紋飾研究三卷本等新作，也將陸續推出。王仁湘笑稱：“人這一輩子不能白過，還得做點事兒。現在看來，我沒有虛度光陰，還算可以自我安慰。”

　　對話

　　藝術是信仰飄揚的旗幟

　　符號紋飾里，古人的智慧超越想象

　　記者：說到考古或相關的研究，公眾或許往往只關心有哪些重大發現、出土了什么精美文物，例如夏都究竟在哪里、三星堆究竟有無文字等。您的學術研究往往從小切口出發，針對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進行研究，這是基于什么考量？

　　王仁湘：在論文之外，我的專著還真有一個特點，就是我的研究和觀察的角度，可能更關注具體而微的一些細節，例如古代文物的紋飾或符號。我有這樣一個看法：我們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是有血有肉的，除了源遠流長的主干，還有豐富的細節，而且這些細節往往還決定成敗和大方向。但是，在學術研究中，這些細節往往被忽略。所以，我選擇了在大家來不及關注的這些領域進行探索，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過程。

　　例如彩陶上的各種紋飾，大家往往只把它們當成藝術來看。但在我看來，這些紋飾是史前古人信仰的一種表現。我有一句話：“藝術是信仰飄揚的旗幟。”就是對彩陶紋飾意義的看法。事實上，史前古人有3次造神運動：一次是在白陶上，一次是在彩陶上，另一次就在玉器上。他們在這些器物上刻繪下各種紋飾，主要目的是表達信仰與崇拜。

　　對彩陶紋飾的解讀，我有一個新發現，那就是發現史前彩陶紋飾有陰和陽兩種表達方式，顛覆了以前學術界對彩陶紋飾的解讀。

　　中國彩陶所見地紋的題材，花瓣紋和旋紋是最典型的兩種地紋。那么，旋紋的意義何在？我認為，它表現的是一種運動，運動的主體就是古代先民想象中天體運動的樣子，和此后我們在成都金沙遺址發現的太陽神鳥金箔鏤空部分太陽的光芒異曲同工。

　　實際上，在《春秋緯》等早期文獻中，古人已經觀察總結出“天左旋、地右動”的觀點。所以，這些6000多年前的彩陶圖案，可能隱藏著中國新石器時代一個共有的認知體系，或許就是他們原始的宇宙觀體系。這種認知體系在完成起源后，還迅速向周圍傳播，幾乎覆蓋了中國史前文化較為發達的全部地區。

　　這種擴散和傳播，也恰好反映了整個中華民族的信仰認同。就像彩陶上的旋紋，原本是以仰韶廟底溝文化為核心的一個文化，但它可以東傳到山東的大汶口、南到湖北大溪、北到內蒙古紅山、西到甘肅青海馬家窯，還傳播到云南和緬甸的邊境甚至越南古文化中。這不單單是一種藝術形式的傳播，更是一種認知體系的傳播。

　　總之，對古代紋飾的研究，可以讓我們直觀感受到古人的認知水平遠遠超出今天的想象。

　　三星堆用青銅鑄成一個神話世界

　　記者：您一直對三星堆保持濃厚興趣，并且出版了《三星堆：青銅鑄成的神話》一書。在您看來，三星堆的先民用青銅鑄造了一個怎樣的神話世界？

　　王仁湘：在我看來，三星堆先民用青銅鑄造的那些神壇、神樹、面具等，就是他們造就的一個立體神話。既氣勢磅礴，又機巧精致，既莊嚴肅穆，又神秘詭異。再現了四川先民獨特的生存意象與奇幻瑰麗的心靈世界，體現出古蜀人非凡的藝術想象力與驚人的創造力。以前，我們的神話往往都是文本敘述，需要人們去窮盡想象；三星堆直接把他們想象的神界用青銅鑄了出來，讓你看得見、觸得著。這樣的藝術品會直達你的心靈深處，也因此充滿了強大的藝術感染力。這也是三星堆和中原文化一個明顯的區別：它使用了中原文化中青銅器的一些器型和紋飾，但又充滿了自己的創造力。在這樣的一個立體神界里，有古蜀人崇拜的神靈，例如在天有太陽神和太陽鳥，在地有地祇，還有連接天地的天梯神樹等，當然還有祖先神，國王們無一例外都是傳說中神靈的化身。他們生活在自己營造的神界里，感覺與神同在、與神同悲歡。

　　記者：三星堆近年出土的多件造型奇詭繁復的大件文物，您認為它們分別指代的是什么？

　　王仁湘：我認為，不管是研究性復原后的青銅鳥足神像、青銅騎獸頂尊人像，還是青銅神壇，本質上應該都是太陽神壇，表現的是一種太陽崇拜或祭祀。8號坑出土的青銅神壇底座上，東南西北各坐了一小人，露出獠牙，應該就是太陽神；此外，在青銅鳥足神像中，倒立在青銅罍上的神像也是獠牙神面，我認為這同樣刻畫的是太陽神。

　　以獠牙神面象征太陽神并非三星堆獨有。湖南高廟文化的白陶上就有帶獠牙的神面，在約8000年前遼河流域的興隆洼文化也有發現。到了良渚文化時期，一些玉佩、玉琮上所刻的神面也齜出了獠牙。在太陽與獠牙之間，我們很難找到直接聯系，但出于對光線的聯想，將日光提煉為獠牙之形，似乎就并不難理解了。古蜀為何要崇拜太陽？其實，太陽崇拜并不奇怪，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但太陽崇拜為何在三星堆和金沙好像特別強烈？是不是因為在這里崇拜太陽的理由更充分一些？因為四川盆地很難見到太陽，所以他們對太陽的希望更加強烈。

　　這其實也可以提出一個思路：在文字統一之前，符號作為前文明時代的一個載體，也有一個傳播認同的過程。以獠牙寓神在一個廣闊的時空里出現，可能也意味著這種信仰和崇拜被這些不同時代、不同區域的文化認同。

　　記者：您曾專門提到三星堆青銅器上出現連珠紋，這種紋飾難道不是后世主要出現在絲綢上的一種圖案嗎？

　　王仁湘：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我的確關注到了連珠紋。那件著名的“奇奇怪怪的文物”（青銅神壇）周邊，刻畫的一圈就是。在2號坑上世紀80年代出土的青銅神壇座上，神獸嘴部也刻有連珠紋。在我們傳統的認知里，的確認為連珠紋在漢唐時期是從波斯傳入的，主要出現在絲綢上。當然，絲綢的連珠紋可能當時的確也曾從西域傳到了中國，但類似的圖案，中國顯然出現得更早。

　　在三星堆發現連珠紋后，我對此進行了更多梳理。現在可以肯定的是，連珠紋的出現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湖南高廟文化的白陶，白陶上出現的太陽圖像采用了連珠紋一樣的構圖：中間是太陽，周圍的連珠就是太陽的光芒。在后來馬家窯文化的彩陶上，同樣發現了圓環式連珠紋。從白陶到彩陶、再到青銅器，都出現同樣的連珠紋，讓我們有理由推測它們之間可能具有源流發展關系，甚至還相信它們的含義都是相同的，就是以連珠紋象征太陽。所以，圖案里的學問還比較深。

　　記者：三星堆備受公眾關注，如果與三星堆同一時期的其他文明相比，它算不算發達？后來又為何衰落？如今準備申遺還需哪些準備？

　　王仁湘：我個人認為，三星堆應該還算當時比較發達的區域文明。但任何一個文化形態，即使很發達也會經歷由盛到衰的過程，三星堆可能也經歷了這個過程，最終被其他的文化取代。如今，大家在關注三星堆寶藏般的出土文物外，也關心它能不能申遺成功。在我看來，現在三星堆的確還有些學術問題沒有解決，例如沒找到王陵、青銅原料的來源在哪里等。但考古工作永無止境，現有的發現已經足夠支持申遺，三星堆缺的只是機會，我們只需等待。

　　中國飲食文化隱藏著獨特內涵

　　記者：您曾專門針對中國古代的飲食文化進行過研究，為何會關注這個領域，都有哪些收獲？

　　王仁湘：古代飲食文化研究也是考古外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在中國多年來的考古中，我們不斷出土筷子、勺子、叉子等食具，后來還發現了食物。所以，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漸漸進入飲食考古領域。最初是研究古人進食的工具，后來擴展到食物、烹調方法、進食的禮俗等。90年代初，我的《飲食與中國文化》一書在人民出版社首版，到去年已經第五次再版。除了中國讀者感興趣，日本和韓國的出版社也曾專門引進。這個角度，也算能拉近考古與大眾的距離，畢竟中國人以食為天。那么，我們中國人的這些進食工具，都分別發明于哪個時代呢？像勺子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七八千年前。浙江河姆渡遺址曾出土過象牙勺，做得十分精美；遼河流域的興隆洼文化，也發現了大量骨頭勺；山東大汶口文化，則發現了貝殼做的勺子。最早的金勺子，是在湖北隨州的曾侯乙墓里出土的，這個勺子是個漏勺，應該不是喝湯使用，而是撈羹湯里頭的肉。

　　筷子出現的最早年代現在還不清楚，但文獻記載至少商代就有。考古上發現的最早銅筷應該是在春秋時期，在云南的一座銅棺里就發現有一雙筷子。另外，在很多漢代畫像磚上，也可以看到筷子圖像。

　　叉子的出現，估計在4000年前。西北地區出土了較多這一時期的骨制三齒狀餐叉，與現在西餐用的餐叉形狀接近。而且，這種餐叉出土時與勺子、骨刀是配套的。叉子直到元代的遺址還有發現，應該與進食肉類有關。只是后來中餐烹飪在前端將食物進行了加工，所以叉子漸漸退出了中國人的餐具之列。

　　記者：這是非常有趣的一些研究，它們具有當代價值嗎？

　　王仁湘：這些年，網上常常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人使用筷子不如使用刀叉有儀式感，或者說中國人不會用刀叉進食。其實，通過考古，我們就可以發現，中國古代的先民早在幾千年前就發明了勺子、叉子等進食工具，只是因為烹飪精細化，餐刀的功能局限在廚房使用，餐桌上就漸漸淘汰掉了餐叉這種食具。

　　還有，分餐制和合食制哪個更衛生的比較。中國4000多年前就實行分餐制，一人一個食案。只是后來包括椅子等家具傳入，大約從唐代開始，人們開始圍著桌子吃飯，并一直延續到現在。現在重提的分餐制，并非在向西方學習，不過是在撿起老傳統。從某種程度來說，這也算是從古代飲食文化中找到文化自信。

　　記者：您如何看待考古的價值？

　　王仁湘：考古可以穿越時空，直接進入歷史層面，喚醒對歷史的記憶，尋根自己的傳統，在當下尤其提供了強大的文化自信。過去有一種歷史虛無論，我們認識不到中華文明的歷史發展進程，也不知道有怎樣的文化底蘊。如今，在典籍之外，考古給了一系列重要的實證，讓人們真真切切觸摸到中華文明的血脈，這就是考古帶來的最直觀的一個變化和作用。

　　記 者 手 記

　　在思接千載中

　　讀懂“何以中國”

　　在“百人談”受訪嘉賓中，王仁湘的采訪讓我感受到極大挑戰。因為他的研究涉獵的范圍實在是太廣泛、角度實在是太奇巧了。為了能和他對上話，我買書、借書，抱著他的各種專著啃了差不多半個月，才敢下筆擬采訪提綱。

　　也幸虧做足了功課。老先生在我請教他為何會對史前彩陶上的那些紋飾感興趣時，頗為興致盎然，給我詳細說起了那些紋飾的意義。他甚至用詩一般的語言，對史前彩陶紋飾的意義進行了總結——藝術是信仰飄揚的旗幟。在他的娓娓講述中，作為一個專門跑考古的記者，我頓時感覺進入了欣賞史前彩陶的新天地。我曾參觀過河南廟底溝仰韶文化博物館，實話實說，沒看出門道，沒看多久就興味索然地出來了。要是在這之前聽到王老師的這番講述的話，斷不會走馬觀花了。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為此，全國各地的博物館、文物保護單位在陳列展覽、文物數字化等方面進行了各種探索。王仁湘和一大批考古學家在加強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基礎上，注重文物價值挖掘和闡釋，注重講好中國故事，在當下顯然尤為重要。

　　除了延伸歷史軸線，活化歷史場景，考古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讓今天的人們在文物中感知中華文明的獨特魅力、在思接千載中讀懂“何以中國”。王仁湘研究古代飲食文化、史前符號，看上去題材似乎不那么重大。然而，正是這些對筷子、刀叉類文物的系統梳理，讓我們直觀感受到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體會到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讓我們在中西飲食文化孰優孰劣的無聊爭辯中，能夠坦然回應，自信“飲食”。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王仁湘他們的研究，為國人文化自信提供了豐厚給養，是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刻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