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今天的中國，要從了解中國的歷史開始。理解中國的信史，可從考古學家復原的“中國”得到實證。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年來成果豐碩。探尋中華文明起源有何重大意義？如何看待其中的安徽篇章？考古成果不斷上新，如何更好惠及人民群眾？

　　10月28日，2023年第八期“書香安徽”讀書報告會在合肥舉行，邀請著名考古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主任，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作專題報告。其間，本報聯合安徽省委講師團對話王巍，立足百年考古，追問“何以中國”。隨著新的考古成果不斷出現，關于中華文明“何時形成”“如何形成”及“為何形成”的探討，或被繼續刷新，仍將繼續解讀。

　　求索“上下五千年”

　　——以考古為實證

　　記者：您為什么對于中華文明探源傾注巨大的熱情？

　　王巍：今年是我接觸考古的第45年，是我從事考古工作的第41年。41年大致可以分為前20年與后20年。前20年，我參加田野考古、留學、研究東亞地區的文化交流，后20年，我主要從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

　　1987年秋，我受單位派遣赴日本進修東亞考古學。在日期間，我驚訝地發現：對于以二里頭遺址為夏代都城、中華文明從夏代開始的這一觀點，很多學者并不認同。按照他們的觀點，中華文明只有3300年。

　　這讓我很震驚，跟我們中國人的認知有非常大的不同。要知道，《上下五千年》這部“國民級讀物”1979年問世，“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概念，早已在中國人心中根深蒂固。

　　中國的修史傳統從未中斷，中國自公元前841年起，有文字記載的編年史就沒有斷過，在人類歷史上堪稱獨一無二。然而，《史記》開篇《五帝本紀》中，司馬遷所記載的先商歷史，一直缺乏確切的考古資料。

　　我意識到，要想改變這種狀況，要想把中華民族的起源、形成、發展說清楚，要讓世界來了解它，出路只有一條：考古實證！所以從那時候開始，我的內心埋下了一個尋找文明之源的“種子”。

　　回國后，我們開始圍繞著這個課題進行布局。2002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啟動，我們把這個大問題作為主攻方向，探究中華文明“何時形成”“如何形成”及“為何形成”。

　　提出“中國方案”

　　——拓寬文明探源的廣度

　　記者：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1世紀初開始實施。目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有什么重大成果？

　　王巍：探源工程的成績是20多個學科、400多個學者共同努力的結果。以前互不往來的學科，比如天文學、環境科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生物學、遺傳學等與考古學、歷史學都能聚在一塊兒琢磨、研討。這是成就這項工程的基礎。

　　探源工程20年來，取得了重要成果：一系列都邑遺址和各地中心性遺址和區域調查揭示了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和階段性，實證了中華五千多年文明；揭示了各地區文明化進程；探討了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對中華文明演進的環境背景、興衰原因、內在機制等取得了較為系統的認識；提出了通過考古遺存辨識文明形成標志的中國方案，豐富了世界文明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積累了多學科結合人文重大課題的經驗，完善了機制；培養了一批多學科結合研究文明的專業人才隊伍。

　　我們熟悉的文明出現的三大要素分別為冶金術、文字和城市。但這個“三要素”并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比如瑪雅文明就沒有冶金術，印加文明并沒有使用文字。所以，我們要找出既符合學術普遍標準，又符合中國歷史存在的要素。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實施的過程中，提出了中國文明定義三要素：物質資料生產不斷發展、精神生活不斷豐富、社會分工和分化加劇。在新的定義下，中華文明探源的廣度被打開了。

　　我們研究各區域的文明，有些資料比較詳實，但也存在缺環，把所有區域從文明起源、形成到發展，最終納入到以中原為中心的這一歷史格局的過程了解清楚，依然需要進一步探究。

　　“實證五千多年文明”

　　——凌家灘是標志性遺址

　　記者：您提到凌家灘遺址有可能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把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年代再向前提早300年至500年。對于凌家灘遺址的后續研究保護進程，您有什么建議？

　　王巍：我們通過良渚實證了中華五千年文明。世界遺產委員會通過了良渚古城進入世界遺產名錄的申請，良渚揭示了一個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的觀點得到認可。但是，良渚之前是什么狀況？是不是可能存在更早階段的、更初級的文明，如安徽的凌家灘遺址、遼寧的牛河梁遺址等？中華文明的形成是不是有比良渚更早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是我們接下來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就5500年到5300年這一時間段而言，北有遼寧牛河梁遺址，南有安徽凌家灘遺址，中間是河南雙槐樹遺址，凌家灘遺址是這個階段文化和社會發展程度最高的。凌家灘有總面積超3000平方米的紅燒土遺跡、高等級大墓、表明等級身份的玉龍、玉鳥、玉龜、玉人等禮器，以及體現戰爭暴力的隨葬武器等，基本形成一個“證據鏈”。

　　無論是凌家灘還是其他遺址，當考古遺存具備都城、宮殿、大墓、禮器和禮制、戰爭和暴力這些特征，形成扎實的“證據鏈”，作為中華文明的“實證”，就水到渠成了。凌家灘現在已經有重要考古線索，尚需扎實論證。從“五千年”到“五千多年”，這一個“多”字很了不得，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首先要看凌家灘。

　　所以，應當加大發掘力度、加強研究闡釋，圍繞凌家灘關鍵區域比如宮殿區、宗廟區、祭祀區的布局和功能分區，開展進一步的發掘研究，并及時用各種方式來宣傳介紹最新的考古發現成果。要想進入世界遺產名錄，必須進行長期持續的考古工作和全面深入的解讀。

　　“再探3000年！”

　　——文明探源將繼續深化

　　記者：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還需要解決哪些問題，有什么新的目標任務？

　　王巍：目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為初步性的、階段性的，還有很多問題等待我們深入去研究，很多歷史謎團等待我們努力去揭示。再往前探究3000年，研究8000年，就是讓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脈絡更加清晰起來。

　　一個文明，不可能一誕生就是成年，它一定有著孕育期、童年期、青壯年時期等，弄明白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對了解中華文明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們現在認為，5000多年前是中華文明形成階段，如果用一個人的一生來比喻，可謂之“降生”。 在此之前，有一個文明的“孕育期”，這個階段是農業初步發展、手工業初步發展、精神生活日益豐富、社會開始出現分化的端倪的階段，這個階段就是“起源”。所以說，文明從起源到形成，是從量的積累到質的變化，“質變點”是王權國家的形成。我認為，這是一個新的闡述。

　　江淮地區的“八千年起源”，體現于稻作農業初步發展，并出現社會分化。如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出土了8000年前的刻符龜甲、8000年前的樂器——骨笛。又如蚌埠雙墩遺址，距今7300—7000年，是目前所見淮河中游地區年代最早的人類定居聚落，是淮河中游史前文化發展的第一個高峰。

　　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

　　——在考古成果中呈現

　　記者：中華文明具有五大突出特性：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您如何理解和闡述？

　　王巍：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征，是習近平總書記非常全面準確的闡述。從考古成果中，我們能看到很多實際的證據。

　　早期中華文明就體現出“多元一體”的特征，統一性，始終是中華文明的主旋律。創新性，始終是推動中華文明不斷發展的重要動力。比如在5500—5300年前的時間段內，北到遼寧、南到安徽一帶，都出現考古成果的共性因素，這些共性因素實際上逐漸形成早期中華文化圈，這是后來的“中國”一個最初的輪廓。又如冶金術傳入我國中原地區之后，用陶范制作青銅容器的新技術開始出現。這一創新，帶來了夏代后期至商代、西周如此輝煌的青銅文明。

　　當然，連續性，是中華文明有別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最突出的特點。縱觀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雖然開創各個王朝的民族主體有所不同，但是他們都成為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環節與組成要素。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發展的歷程中形成了豐富的文化基因和獨特的民族精神，一直成為保持中華文明連續性的重要內生動力和堅強基石。

　　在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過程中，都始終秉持兼收并蓄，開放包容，在交流互鑒中發展。尤其是中原地區大量地吸收各地文化因素的現象生動反映了其文化包容性，農業上中原地區形成了五谷齊備的狀態。

　　縱觀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雖然也經歷過戰火紛飛的年代，但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民族始終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以和為貴”的理念始終滲透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

　　每種特性，都在考古成果中有所體現，能夠看到很多實際的證據。中華文明五個特性之間是密切聯系的，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互為因果。

　　安徽的“璀璨星光”

　　——留痕于中華歷史記憶中

　　記者：您今年兩次來到安徽，上一次是參加凌家灘文化論壇，這一次來為大眾講解“文明探源”。在您的呈現中，出現很多安徽考古元素，安徽在“百年考古”中地位如何？

　　王巍：安徽很有特點，是歷史文化積淀深厚的區域。具體來說，安徽是連接黃河下游、黃河中游、長江下游的一個重要通道，也是淮河流域的主要分布區，這幾點構成了安徽文化的多樣性，形成了皖北、皖南、江淮區域，這些區域又和其他區域文化相連接，產生交流、互鑒、融合。

　　通過考古人的研究和宣傳，更多民眾可以了解到安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特點。

　　安徽不僅有凌家灘。安徽有200萬年前的繁昌人字洞，在全國范圍內能夠實證200萬年前人類活動遺跡屈指可數。安徽有蚌埠雙墩遺址，是淮河流域文明的曙光。安徽還有“大禹”，這是中華歷史記憶中最重要的歷史人物之一。禹跡，是大禹治水和巡行經過的地理空間，是古人對中國的最初表達。蚌埠禹會村遺址得名于史籍文獻中所記載的“大禹涂山之會”，考古工作者經歷了從循史索跡到古城尋蹤三個階段。我們認為禹會村龍山文化城址所代表的涂山古國是歷史記憶中禹會涂山、禹娶涂山和涂山氏族群的歷史原型。此外，淮南的武王墩，極有可能是楚考烈王墓，正在進行考古發掘。我相信這個大墓如果保存完好的話，也會成為一個重大考古發現，甚至可以面向公眾直播考古進程，傳播效果或許堪比“三星堆”。我很期待。

　　“大家”寫“小書”

　　——承擔起科學普及的責任

　　記者：您一直以多種形式積極向大眾介紹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您為什么特別重視考古成果的闡釋與普及？

　　王巍：我們以前或許有一種誤解：寫不了論文才去寫普及讀物，其實不然，越是專業人員，越應該發揮專業所長、承擔起科學普及的責任，“大家”要會寫“小書”。

　　在世紀之交的時候，我發表過一篇文章《新世紀中國考古的發展方向》，提到了考古的科學化、國際化和大眾化。令人欣喜的是，近年來我們在這方面大有進步。比如我們有些小題材的專業論文，國內讀者可能只有幾十人，全世界讀者充其量達百人，但是如果把它轉化為老百姓能夠聽得懂的“語言”，那么認知這一段歷史的人，就是成千上萬人。

　　當前，考古界已經意識到研究、闡釋和宣傳也是自身的責任。習近平總書記要求考古工作者增強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什么是責任感、使命感？我們應當推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傳、推廣、轉化，引導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少年對中華文明的認識和認同，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和底氣。

　　近一年多來，我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考古成果的宣傳和普及上，力求將學術味濃厚的項目深入淺出地介紹給人民群眾。當然我還有其他愛好，比如寫歌、作曲，我也希望通過藝術創作讓大家了解中國考古人，我們有理想、有情懷，有著為探尋中華文明史而不懈努力的精氣神。

　　建言“文化強省”

　　——應當貢獻考古的力量

　　記者：“文化強省”是安徽“七個強省”戰略目標之一，進一步利用好考古研究成果，為安徽文化強省建設貢獻力量，您會提出什么建議？

　　王巍：安徽是承擔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國”等重大課題的重要省份。從考古文化遺產的角度，安徽完全可以列入全國“第一方陣”，尤其是在文明形成的5500—5300年前這個階段，是排在前列的。要進一步明確安徽考古的資源優勢、目標定位和科學發展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認識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感知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離不開考古學。文化內涵和時代價值的挖掘是考古學的內容支撐，服務社會公眾是考古學的目標要求。含山凌家灘、淮南武王墩等重點歷史文化遺存的考古發掘與研究闡釋，應當繼續推動。各類世界文化遺產、國家文化公園、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等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應當統籌進行。可采取系列紀錄片、系列讀本及博物館展覽陳列等形式，加強安徽地域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讓文化遺產保護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