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眾汽車集團在中國市場對管理架構進行了根本性調整。其中包括“一把手”在內的三項新的人事任命和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董事會”。由于新架構賦予了中國區更大自主權,引發關注。
大眾在中國進行高層管理方面的調整,去年年底就有相關消息傳出。雖然不少媒體進行了多個版本的猜測與不同角度的解讀,但梳理此次方案,核心信息可以歸結為三點:一是從8月1日起,貝瑞德將加入大眾汽車集團管理董事會,并擔任“中國董事會”主席,級別比前任馮思翰更高。二是大眾“中國董事會”新增奧迪品牌、CARIAD以及大眾汽車乘用車品牌中國CEO。此前奧迪業務獨立于大眾中國,因而這一舉措也被輿論視為大眾在中國市場“擴權”的重要標志。三是新設大眾中國CTO,凸顯大眾總部對中國區自主研發工作的重視。
之所以如此大幅度調整在華管理架構和高層人事,有分析認為,直接原因在于近兩年大眾在華發展略顯疲態。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與反復,以及芯片短缺掣肘,大眾在華銷量連續兩年下滑,年銷量已從2019年的最高峰423萬輛,跌落至去年的330萬輛。更重要的是,大眾在華電動化轉型不如預期。去年大眾汽車集團在華售出電動車9.27萬輛,其中大眾品牌為7.7萬輛。這一成績不僅被特斯拉甩出好幾條街,就是與比亞迪和造車新勢力“蔚小理”相比,也沒什么存在感。
事實上,大眾電動化轉型在車企巨頭中最為激進。從斥巨資打造純電動車型的MEB平臺,到將軟件部門獨立,再到推出可擴展系統SSP平臺,大眾不僅努力,而且出手闊綽。去年大眾還提出,計劃在未來5年總共投資1590億歐元,其中890億歐元用于電動出行和數字化相關技術,足見其擁抱電動化和智能化的雄心。就連特斯拉首席執行官埃隆·里夫·馬斯克也盛贊,大眾在大眾汽車集團首席執行官赫伯特·迪斯的帶領下,在電動化上所做的嘗試,“比任何其他大型車企都多”。
然而,這一努力與成績并不成正比。問題究竟出在哪里?業界為此有過很多討論甚至爭議,但關鍵還是產品不夠給力。隨著各路玩家跨界進入汽車業,當前中國新能源市場競爭激烈程度一點都不亞于傳統燃油車市場。面對自主品牌和造車新勢力20萬元級別的產品,無論在智能化還是在電動性能上,大眾ID系列并不占優勢。有消費者在將大眾電動汽車與中國造車新勢力產品對比后,形象地稱之為“信用卡與微信支付”的不同,由此不難想見差距之所在。
與此同時,大眾在電動車定價上,又很難放下身段。和很多外資品牌在華營銷思路一樣,同等規格的產品,大眾產品價格比自主產品明顯高出不少。如果消費者不接受這種不合理溢價,那么大眾在銷量上無疑難有大的突破。此外,在銷售終端,南北大眾正在積極探索從授權制向代理制的轉型,雖說是為了減少電動汽車銷售中間環節,為消費者提供高效的數字化銷售服務,但實際效果不佳。
作為全球汽車產銷大國,中國是大眾汽車集團最為倚重的市場。上世紀80年代初,大眾汽車集團前董事長卡爾·哈恩憑借敏銳嗅覺,率先進入中國,在推動中國汽車市場繁榮的同時,也促進了大眾汽車集團在全球的崛起。今天,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眾要想繼續成為全球汽車產業的領導者,中國市場無疑是重要籌碼,不容任何閃失。畢竟,中國現在不僅是全球傳統燃油車最大市場,也是全球新能源汽車最大市場,更是全球汽車產業最具創新活力的高地。大眾此次在華“擴權”,無疑有利于“中國董事會”更好地調動和協調資源,加快推動在中國市場的電動化和智能化轉型。雖說最終效果如何還需要時間和市場來檢驗,但從戰略層面上來看,大眾又為其他跨國車企樹立了一個新的標桿。 (楊忠陽 來源: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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